“官场卖官记”

何建林原任广西合浦县委书记，1997年8月调广西南宁地区行署任副专员。

何建林任职合浦县委书记期间，合浦被评为“全国百强”和“广西十强”。可是作为广西财政收入大户的合浦后来竟然发不出工资，干部职工的工资常常被拖欠达四五个月之久。财政收入哪里去了呢？市民怨声载道：让一些贪官搞没了！

合浦贪官首推何建林。

就在合浦发不出工资的同时，何建林却以广东湛江老板的身份出现在卡拉OK厅，并与到合浦打工的贵州籍发廊妹“亚米”相识了。何建林多次邀请“亚米”去酒楼吃喝玩乐，一掷千金，同时还送首饰和时装给她。为了长期和“亚米”保持暧昧关系，何建林还让她到北海市去联系购买商品房。“亚米”眼光不低，在一个新落成的花园物色好一套二室一厅的商品房，价格为14万元。何建林为了金屋藏娇，不惜一下子送给“亚米”16万元。“亚米”用买房剩下的钱购置了冰箱、彩电、各式家具。何建林为独占花魁，叫“亚米”离开了发廊，每月按时给她1000多元生活费，只为了方便常来与她一聚。几个月后，此事惹来了风言风语，何建林怕影响仕途官运，才不得不与“亚米”依依惜别，临别时又送给她16万元，让“亚米”回贵州老家“安居乐业”。

何建林身为国家干部，何来如此巨款供其挥霍？

何建林的财路有两条：一是卖官，二是收红包。

合浦连干部职工的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但某些“官”却很阔。据说城里有条新修筑的公园路，路边豪华别墅林立，当地百姓叫它“贪官街”，许多干部群众则直接称之为“腐败街”。合浦有权有势的领导的漂亮私人住宅几乎都建在这里。有的住宅装饰得像王宫一样；浴室里，一个浴缸就上万元，楼梯的扶手也值几万元。有的住宅建筑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造价超过百万元。由此可见，合浦的某些“官”是很有钱的。既然当了官就能很有钱，合浦的“官”自然而然值钱了。于是有些人愿意出大价钱买个“官”当当。向谁买“官”？那些人发现最佳人选就是县委书记何建林，他手中有权，专门管“乌纱帽”。而且他贪财出名，对买“官”者来者不拒，只要收了钱，就一定给“财神爷”个“官”当。

1994年底，合浦县新成立一个乡。当时合浦一个镇的镇长想去这个乡任党委书记，但党委书记的宝座已经有人了。这位镇长很不甘心，一直在寻找机会。1995年初，这位镇长听到本镇书记要调到市里工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为了能接任本镇书记的职务，他就利用到县委开会的机会，以汇报工作为名，悄悄走进何建林的办公室，向何提出：“原书记调走后，县里不要另派人下来，由镇干部内产生书记，以便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并且含蓄地表示了自己想接任镇党委书记职务的愿望。何建林心里自然明白他的来意，但嘴上打着官腔：“这个问题组织上是会考虑的。”

镇长紧接着便拿出一个牛皮包交给何建林：“镇里养殖业赚了一些钱，您很关心镇里的工作，应该享有一份的。”

何建林等镇长走后打开包，发现里面有2万元人民币。既然收了钱，就要帮人家讲话，只是要等待时机。

1996年初，县城调整一批干部，在书记碰头会上，何建林就提议：“镇书记调离，书记人选由该镇内部产生，以便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并提议由镇长担任书记。

何建林出口当然是一言九鼎，组织部门自然按何的意见作了方案，于4月份提交给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方案。镇长如愿担任了镇党委书记。

1996年11月间的一个晚上，老郗以汇报工作为名，到何建林办公室，向何提出要调回城里工作的要求。老郗原任合浦某局局长，后参加县组织的工作队到一个镇工作，解决该镇农民纠纷械斗问题，就留在当地任镇长，已有2年时间，而老婆孩子仍在合浦城里。老郗所在的镇虽然是个10万人口的大镇，但他为了照顾家人，曾几次要求何建林帮他调回城里。何建林每次都打着官腔说：“这个问题组织上是会考虑的。”但每次都是干打雷不下雨。

老郗风闻何建林贪财，所以这次就没有空着手来，临走时他放下了一个黑色塑料薄膜袋。

老郗走后，何建林一看，口袋里有3万元人民币和两条香烟，心里就记下了这件事。

1996年，有关文件规定，要求进行干部岗位交流。按照这个精神，合浦也要开展这项工作。先由何建林和县长、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开“碰头会”，拿出一个初步方案。

何建林心里装着那3万元钱，于是提出由老郗任合浦财贸局局长的意见。当时县长不同意，认为现在财政紧张，现任局长长期干财政，业务较熟，还是不动为好。书记和县长意见不统一，自然就不好有个结果，财政局长的人选便没有定下来。

何建林拿了老郗的钱财，一定要替他办事，岂能就此罢休？失了信誉事小，风声传出去，说他当书记的说话不能算数，今后谁还会来给他送钱买“官”？所以，他非要把老郗的事办成不可。

事后，何建林就通知组织部门作出让老郗担任该局第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方案。到了10月，再把财政局原局长调任县长助理，通知组织部门办理了老郗任局长的有关手续，老郗于是“走马上任”。

1995年底，广西合浦边贸局局长被免职，局长职位空缺。合浦沿海沿边，邻近越南，此局长的位置成了个诱人的肥缺，许多有关人士垂涎三尺并跃跃欲试。

该县机关里的一位主任更是对这个职位日思夜想寝食不安。何建林便有意说：“听说有个主任很想当个局长，又不见人来找我，我怎么好表态？他应该拿个计划来看看嘛。”

那位主任得到这个消息，觉得书记已经说话，此事便有希望。于是在1996年初的一个晚上，他去了何建林家，向何提出了要求。主任说，他在当地工作多年，熟悉边贸业务，如果让他当局长，保证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何建林听了就说：“现在局长的推荐人选很多，你先写一份如何抓好工作的计划让我看看，供组织上考虑。”

这位主任心知肚明，几天后就拿了一大一小两个黄色信封又来找何建林。他把大信封放在茶几上，把小信封交给何说：“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你看一下，如果让我当局长，保证每年给财政创收几百万。”何建林关心的不是手里的小信封，而是茶几上的大信封，于是心不在焉地说：“你想当这个局长，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你应该再去找一下分管领导谈谈，最后由组织定。”主任指指茶几上的大信封道：“这是一点小意思，请多关照。”说完便匆匆离去。何建林打开大信封一瞧，里面躺着8万元人民币。

1996年8月，常委会讨论人事任免时，组织部门的意见是任命另外一名同志为局长，那位送上8万元钱的主任为总公司经理，同时免去他原任的海防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何建林收了这位主任的8万元，不但没有能让主任当上局长，还要免去他原有的职务，自然无法向主任“交差”。无奈这位主任工作业绩不佳，人缘又不好，实在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只好竭尽全力提议保留他的主任职务。最后常委会只能同意何建林的意见，由这位主任担任公司经理兼海防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何建林招财进宝的第二条路就是收“红包”。

拜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却成了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捞取好处的时机。

何建林在1996年和1997年这两个春节期间，合浦18个县、局级领导给他“拜年”，送的“红包”里都是人民币。有的一个“红包”就达四五万元，最少的也有好几千元。这些人为什么给何建林送“红包”？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住现在已经当上的“官”，或是为了将来当更大的“官”。这些人理应称之为公仆，理由靠吃“皇粮”为生。令人生疑的是，这些靠工资吃饭的公仆们，在合浦发不出工资的困难时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给何建林送“红包”呢？

何建林被检察机关逮捕后，这些“官”们都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的被免职，有的被开除党籍。据说，这些人受处分后，个别的还很愤懑不平，认为送个“红包”就被处理是小题大作。其实，真应该在处分之后好好地查一查，这些“官”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目前，检察院正在查处一批贪官污吏，反贪局天天挑灯夜战，令贪官们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而合浦百姓则无不拍手称快。

1998年11月18日，南宁市检察机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被告人何建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合计人民币13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受贿罪。

12月9日，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事到如今，何建林常常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实话实说，何建林的身上至今还有几分书卷气。他原为一介书生，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凭自己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考取了广西大学哲学系。曾经在自治区党校当过哲学教师，还著书立说。哲学是一门研究世界观的学问，何建林既然深谙哲学，为何还会堕落成为一个贪官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合浦的环境和风气所致，导致他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到底是合浦造就了贪官，还是贪官搞坏了合浦？

合浦县城所在地叫廉州镇，城里有一眼“东坡井”。相传是苏东坡被贬廉州时挖的。因为苏东坡为官清廉，故贪官从不敢喝“东坡井水”，喝了是要肚痛的。由此可见，合浦民心向廉，民风并不贪。何建林在合浦时，不知是否喝过“东坡井水”，是否肚子痛过。但他使了昧心钱，心里肯定是有鬼的。

据说，何建林曾托人给自己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此人贪财，如经商不碍事。如为官，则有牢狱之灾。”何建林深信不疑，弄了张“避灾符”放在身边，祈求消灾解难。